雕塑资讯

孙振华:又想起了史岩先生

 

史岩先生(1904-1994)离开我们已经26年了,作为他的关门,也是他的第一批博士生,受业于先生,所以这辈子和雕塑结缘;我和雕塑的缘分,就是我们师生的缘分。

在1985年10月3日以前,我没有想到这辈子会专门和雕塑打交道。这天,我意外地收到了一份朋友寄来的浙江美术学院招收中国雕塑史专业博士研究生的简章,于是,一切都因此改变了。

 

 

 

让我动心的是简章里的这段话:“今日研究这门专史的主要途径,只能面向现成的历史遗迹,通过全面的实地调查和整理,进行研究和探索。这是本学科的特点之一。”这分明是一种废墟的和荒原的呼唤。当时,我正在华中师范大学攻读美学硕士学位,研究方向是审美心理,这在当时是一门“显学”。然而,对于废墟,对于荒原,对于实地的向往,使我毅然决定报考。

年底,在杭州参加口试,见到了已经八十高龄的史岩先生,招生简章就出自他的手。记得史先生问了几个问题,专业问题并不多,主要是试探我对这门学科的态度,包括身体如何,能不能吃苦跑路等等。抱着广种薄收的想法,我对每个问题都是开闸放水,直到先生喊停为止。几个问题问完,先生说了句,“好罢,希望有机会一起学习。”说完,拄着拐杖径直走了。

教务处负责记录的丁依依老师讲,史先生不喜欢话讲得很多的人。我想,坏了,没戏了,还是回去继续啃康德、黑格尔吧!不想,后来居然接到了录取通知。我推测,史岩先生收我做学生,多半是因为我身体好,个子大,野外考察能背个包,做个保镖什么的。

 

 

从进浙江美院那天起,真是没有天南地北少跑路,几年下来,除了,中国每个省全都跑了一个遍,中国古代重要的雕塑遗迹几乎没有拉下。不光跑路,还上课,真正地上课,那情景仿佛就是昨天的事情。在西湖边的柳浪闻莺,史岩先生的书房,里面一对沙发,我和另一个同学一人一个,史先生坐在书桌的皮转椅上,带着老花镜,捧着讲稿,对着窗外的一缕阳光,一板一眼地讲。不时,他从文件柜里,翻出几十年积累的照片,拿给我们看;不时,又从箱子里,掏出他珍藏的文物,让我们摸一摸;在史先生面前,我们永远不敢有浮躁的念头。1989年初,我们博士毕业了,史先生郑重其事的和我们谈了一次话:“你们博士毕业了,研究工作才刚刚打下一个初步的基础,还谈不上研究,还要跑路,还要读书,还要打基础。”

在我的印象中,史先生对我们很关心,但是非常严格,几乎没有表扬过我们,也没有象有的导师那样,热衷为学生推荐发表文章。实际上,他反对我们过早发表文章。尽管如此,我还是深深地敬重先生,我认为他是一个真正的学者,他的人格和治学态度永远是我的一面镜子。

不知为什么,每当我想起先生的时候,脑海里总是浮现史岩先生在荒原上行走的画面。那是1942年,史岩先生作为第一批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研究员,穿越茫茫的戈壁滩,到敦煌莫高窟去。途中,沿着丝绸之路,他进行着中国雕塑史的考察。先生骑着马,带着行囊,后面跟着一个背着大枪的士兵,前面是荒原,后面还是荒原,在仿佛永无尽头的路上,他兴致勃勃地走着,走着……。这是史先生在他的著作中描写的情景。据说,在中因此不知吃了多少苦头,派气势汹汹地质问:你说是搞学术考察,为什么政府要派兵保护你,还带着枪!

就是这次荒原之行,他在祁连山一带有了惊人的考古发现,他发现了一批石窟、一批佛像、一些残留的经卷。

事实上,中国雕塑史、雕塑理论的领域,也如同一片荒原,这是一片有待开垦的地,不仅中国古代没有留下一部专门的雕塑著作,到现代,涉足这个领域的研究人员极少,基本上还没有形成它的研究格局和学术规范。关于这方面的现状,我在许多文章中都特别地提到了。严格地说,到了史岩先生、王子云先生、谭树桐先生这里,中国才真正有了中国雕塑史论学科,他们是这片荒原上的第一批拓荒者。

 

 

史岩先生于1994年7月16日逝世,他临终前给我的绝笔是是写在日历后面的一张便条:“振华:我双目已盲,读写都已不可能,人生从此完了!!!……”

史岩先生在弥留之际,口不能言,只是用手指划者阿拉伯数字,从1到8,一遍又一遍。守候的亲属不解其意.后来细看先生案头,方知先生牵念的是他未完成的著作一一排列在书案上编号从1到8的文件夹。史先生手指不停地划着,直到吐完他90年人生旅程的最后一口气。象史岩先生这样一类的学者,走一个便少了一个,在他们特殊的人生际遇和学术生涯中,我们该领悟出什么呢?直到现在,我都以为自己还没有真正叩开史先生精神世界的大门.在许多事情上,我深深地感到了史岩先生这一类老学者与我们这一辈人在精神上的距离。从1986年初,开始做史岩先生的学生以来,对先生最强烈的印象是他对学术极其认真的态度和极高的要求。先生在1949年以前就拥有了十多部著作,蔡元培、于右任等学界巨擘曾为他的著作题写书名。然而,拥有这份资历的先生,绝口不谈早年的辉煌,甚至连早年的著作也不愿拿给我们看,在他嘴边谈得最多的是“学无止境”一类的话。我曾看到先生在抗战期间发表在《金陵学报》上的文章《秦之钟鐻金人之艺术学考察》,带有与日本汉学家论辩的性质,文思之敏捷,论证之严密,文笔之犀利真是出乎我的意料,我仿佛看到了另一个先生,看到了当年先生才华横溢、纵笔凌云的样子。当一个人由绚烂归于平淡,由下笔千言、立马可倚过渡到不肯轻易将文章示人,甚至到了很难下笔,很难做定论的时侯,我相信,这里不仅只是对学术的认真,还一定包含了常人所难以体悟的智慧的痛苦。人们常说:树老根多,人老话多。我接触的是老年的史先生,这时的先生话似乎格外少。当然,在许多时候,少说,甚至不说,也许比喋喋不休更有力量。我想,先生心里一定有许多难以为人道的苦衷.一定有许多旁人不易理解的孤独。先生极少臧否人物,极少轻易下结论,极少批评学生,当然,也几乎不表扬学生。有一个懂得看相的老师.有一天突然跟我说了一句话,“你们史先生年轻时是个有脾气的人”。这句话让我琢磨了很久。因为脾气与眼前的先生实在对不上号。不过,我相信,先生是一个心性极高的人,不是一个轻易便可满足的人,越是这样.在他坎坷的人生道路上,矛盾、困惑也就格外地多。先生有许多文稿,就是因为“不够成熟”、”还不够充实“,一放就是几十年。1949年到1979年,在先生最好的学术岁月里,他发表的成果却很少。也许在这些岁月里,变化太快,口号太多,如果能勉强要跟上当时说话的口径,我相信就巳经是相当难为他了。但是先生的执着,和对学术痴情的态度是让我真正开了眼界的。他曾动情地对我说:“我这一辈子是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的,我又不想玩,一有空总归要做事情。”先生是个纯学术型的人,而且他的专业远离,他不喜应酬,更不会走上层路线,他只想本本分分做学问,搞研究,用过的日历他拿来做卡片;装皮鞋的盒子里,整整齐齐放满了他几十年收集的照片。有的人到了晚年,如同一座已经开采殆尽的矿藏;史岩先生的特殊在于,他到去世为止,他最重要的成果还没有拿出来,先生的思想和学识,还只是一些半成品的文稿,静静地躺在文件夹里。他对中国雕塑史、佛教造像学、青铜艺术,甚至民间皮影戏的造型,先生都准备有专著问世,然而,壮志未酬,先生竟抱撼撒手西归。我相信先生是有佛性的。他对功名利禄的超脱,对荣枯毁誉的恬淡,是许多同为学术界中人所难以企及的。他不懂得“自我包装“,也不搞“自我推销”。有一次,我兴冲冲地告诉先生,浙江电视台准备为先生拍半个小时的专题片,学校科研科委托代为组织安排,谁知先生却神色淡然地说:“有什么意思,花时间和精力干这些做什么!”一句话,就把这事搞黄了。还有一次《美术》杂志约我写一篇介绍先生的文章,当我请先生提供一些资料时,他又推脱了。过了两年,我才自作主张写给了《美术》。1991年,先生把毕生的收藏捐给了学校,产生了很大影响,我也听到了许多人不理解的议论,的确,他们想破头,也搞不懂先生为什么要这样,图的是什么?其实,他的想法很简单,只是想带个头,让大家都来捐献,成立一个美术博物馆。至于其他人会不会仿效?我想,也许是先生的一个疏忽。不管怎样,先生这样想,便这样做了。历史应该记得,一个老学者,心无旁骛,潜心学术,在他晚年,提出美术学院不能没有博物馆,就身体力行,带了个头,把自己的收藏捐出去了,他的想法就这么简单,干净。先生离开我们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的音容笑貌仿佛仍在眼前。先生逝世前一个月,我到北京出差,校友朱琦谈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转给文化部一张史先生十二寸的大照片,问我怎么办?我说,就不要转到杭州了,就由我来保存吧,这样,我手头便有了一张珍贵的先生遗照。 先生去世前半个月,我最后一次从深圳打电话给先生问安,他电话里说:“振华啊,我眼睛完全看不见了,坐也坐不起来,什么事也做不了,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一个人不能工作了,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这是先生留给我最后的声音。史岩先生是一个和蔼的人,虽然从没夸过我,但也从来没有批评过我,不知为什么,我心里总是有点怕他。有一次,在我临出门考察前,史岩先生嫌我的相机不够好,就说:“为什么不买个好相机”?我开玩笑:“没钱。”先生反问:“你有不有钱吃饭?”意思是,既然有钱吃饭,为什么没钱买相机?或者,就是不吃饭,也应该先买相机。接着,他从柜子里拿出一个老式的三脚架,用一个手工缝制,退了色的军绿帆布袋子包着的,递给我说,这个三脚架就送你了。直到现在,这个三脚架还能用,它应该是时期的进口产品吧!有一次,被一个行家看到了,他说,这是好东西呀,德国货,都成古董了。就这样,点点滴滴,从1985年到1994年,延续了十年的往事,在我心里就像反刍一样,不断地回味,就像是在享用不尽的人生馈赠。

 

 

 

 

作者简介

 

 

 

孙振华

 

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四川美术学院特聘教授,中国雕塑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雕塑》主编,中国城市雕塑家协会,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