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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贫乐道刘万琪

文/陈培一

 

尚在辛丑年春节的热闹气氛中,惊闻噩耗一一著名雕塑家刘万琪先生不幸辞世了。刘先生和叶毓山先生同庚,都是钱绍武先生的学生。我和刘先生相交多年,向来尊重先生的人品与艺品。先生仙逝,且以旧文送他一程,聊表哀声。

 

二十几年之前,刘万琪先生和田世信先生联手,在北京等地举办了几次雕塑作品联展,把大量具有西南地区乡土气息,尤其是浓郁的贵州地区少数民族情调的木雕作品,呈现给了世人,令人耳目一新。这些作品,在当时产生了不小的轰动,引发了人们对传统木雕技艺的重新审视。后来,原本就是下放到贵州的北京人田世信调回了北京,进入了艺术的高等学府——中央美术学院,而也并非贵州本地人的刘万琪却依旧留在了贵州,留在了延绵千里的西南大山之中。再后来,田世信的名气越来越大,而刘万琪却逐渐淡出了大家的视野,成为了边缘地区的“边缘人”。

2005年3月,忽然接到钱绍武先生的书札和电话,向我满怀地推荐刘万琪和廖凯联手的新作。钱先生的这种郑重其事,多年来还是第一次。钱先生给这组历史题材的大型纪念性雕塑作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这是历史题材的一种成功探索,相当生动,真实地体现了当时的艰苦环境和战斗气氛,特别是主席的远瞩、料敌如神的刻画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高度,比我见到的所有绘画、电影等都近了一步”。

 

2011年10月,刘万琪先生(左)与陈培一在贵阳郊区刘万祺工作室。

 

我认真地拜读了钱先生的书札,和随信寄来的作品图片,亦为之深深打动,便不揣浅薄应邀为这组作品写了点文字。这篇文字,作为狗尾,附在钱先生的书信之后,发表在次年《雕塑》杂志的第3期上。这组作品是为遵义会议纪念馆序厅所作。该馆的老馆长费侃如先生,是我所尊重的、治学严谨的长者,馆长雷光仁也是我也曾谋面的熟人。我的这篇文字,就是参考了费侃如先生的著作《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史事日志》。这一期杂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仅让大家知晓了这组作品,而且也使大家重新认识了刘万琪。在此之后,我便和刘万琪与廖凯建立了联系,也发展了友谊。

2011年10月中下旬,我自重庆南下,前往南宁,途径贵州,便顺道贵阳来访刘万琪。当时,并未打通他的电话,便让廖凯想办法通知他。当时,刘万琪住在贵阳的郊区工作室,一个较为偏远的地方。十多年没到贵阳来了,贵阳的城市建设变化很大,完全不是过去的模样,但是堵车很严重,和北京差不许多。廖凯接了我,又拉上了傅光大,一同到了刘万琪的工作室。廖凯在楼下叫他,一个形容枯槁、瘦骨嶙峋的老者从窗口颤巍巍地探出头来,与我们打招呼。天爷!这哪里是我所熟悉的刘万琪?

进的门来,细聊,方知其大病初愈,尚未彻底恢复健康,至今还脚步蹒跚,行动有些不便。他的这间工作室,是十几年前建的,上下两三层,有几百平方米之多,说起来也不算小,但是却无可下脚之地,到处都堆放着他的作品。可以说,他几乎把一辈子的作品都收罗在这里,铜雕、木雕、石雕、泥塑、玻璃钢模型等占据了室内的绝大部分空间,他跑到景德镇烧制的青瓷,杂乱地摆在工作台上。刘万琪说房子修得太小了,可是现在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且经济条件不允许,再修大一点的工作室已经力不从心了。东西越做越多,而且自己年老体弱,不懂得经营,又无人帮忙打理,又舍不得出手,便只好胡乱地堆在家里。迫于各种压力,他也曾有过罢手的想法,不再搞创作,彻底退休算了。但是,很快地他又被自己说服,最终还是继续侍弄那个搞了一辈子的营生。

 

刘万琪工作室一角

 

刘万琪就是在这种近乎困顿的状态下,坚持不懈地搞创作。如此的雕塑艺术创作,其目的既不是为了展览,也不是评奖,也不是为了上市销售,更不是为了工程投标,对于他来说这些都不再重要,或者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他的创作,就是为了他自己。因为,雕塑不再是他生存的支柱,而是他生命的一部分,甚至是全部。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能够不受外界任何的干扰与限制,抵得住各种,做自己所愿意做的事,能够随心所欲,是何等幸福的事,是何等幸运的事!很可惜,绝大多数的文人和艺术家们还都在名利场中苦苦挣扎,不能自拔。相对而言,刘万琪潇洒多了,超脱地令人嫉妒!老子云:“上士闻道,勤而行之。” 刘万琪就是如此默默地以羸弱之躯践行着圣人之道。

 

刘万琪的家中,现在鲜有访客,且堆放作品过多没有落脚之处,我们便到隔壁雕塑家孙利平的工作室喝茶。和廖凯一样,孙利平的小日子过得挺滋润,工作室布置的相当雅致。多年的老友加上新朋相聚,本来应该多呆些日子,拜访故友,再到处转转看看,喝个小酒,聊聊天,但因为行程早有安排,便相约来日,谢绝了大家的盛情挽留,匆匆上路了。

 

在孙利平工作室畅谈。左起:陈培一、刘万琪、李春华、廖凯。

 

时至今日,与刘万琪等人话别已经期年有余,但刘万琪的身影却一直在我的眼前晃来晃去,挥之不去。从刘万琪的身上,我真正读懂了孟子所云“穷且益。